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便讨厌老家。遍地的鸡鸭粪便，混杂着腐木、泥土和稻香味道的空气，一张张陌生但总是对着我笑得面孔，以及声声的“二娃子”，便是我儿时对老家的记忆。

父亲是知识分子，是读过大学的人。在那时候，大学生并不像现在如同大白菜般一抓一大把，哪个村子里出了大学生，全村人脸上都有光。父亲毕业后，娶了我母亲，搬到了离老家不远的镇上，之后便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小时候能玩的东西不多，除了一毛钱一大张的纸牌,便是在离家不远处的莲藕地里抓青蛙。虽然说住在镇上，但开发后保留下来田地还是占了整个城镇的很大一部分。也许因为还没对这个时间了解得透彻，孩子玩耍时总是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每每在荷叶间徜徉到了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日落西山的时候，母亲便在二楼窗口处喊我回家。这时在田间别过头，便能看到母亲那还未被皱纹侵蚀的清秀脸庞被压力锅喷出的蒸汽映衬得朦胧，还有同样被夕阳朦胧了的邻里街坊的窗口。每当这时候我会想，在这温柔的夕照下的他们的家，是不是也如同我家一样，有一个让人骄傲的顶梁柱，有一个温婉动人的港湾，和一个让人陷进去再也不想出来的安乐窝。

在满脸稚气时，除了在幼儿园放学时盼望着母亲出现在校门口的身影，便是翘首着父亲在除夕前的叩门声。

在记忆中，父亲总是拖着一个很大皮箱，或在夜幕完全笼罩的时候，或在我甜美的睡梦中突兀地出现在门口，缓缓地敲着着门——他总是回来得很晚。而母亲也都会在那天伴着除夕前的鞭炮声与桌上渐凉的饭菜，看着老旧电视等他。待次日早上，父亲会用他粗糙的胡茬喊我起床。我不满地醒了，却感觉整个家也醒了，充满生气。

逢年过节，我们会举家回老家过，这早已成惯例。父亲说因为做人不能忘本，无论在外面过得多好，也要回自己的祖地看看。而我明白更多的是因为我奶奶。

奶奶大龄得子，生了父亲跟大伯，不久爷爷便去世了，在我脑海里，爷爷仅仅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在父亲跟大伯相继走出村子的时候，奶奶依旧是守着家里那两间泥砖瓦房。她的两个儿子怕他她一个人住不惯，也曾将她接到广东的大伯家去住，然而奶奶总说大城市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多久又回到老家去了。奶奶在老家，大伯又在广东定了居，工作又忙，一年回不来一次。所以只有父亲在过节的时候，提上在外地买的几袋保健品回去看望奶奶。所幸奶奶身体硬朗，而在老家又有乡里乡亲帮忙照顾，奶奶倒也乐得自在。

但是小时候，我最讨厌回老家，对老家总有着一种莫名的抗拒。每次回去，坐在村口抽烟丝、聊着家长里短的三姑四婶便会站起来，望着父亲带着我们乘着摩托车从远处顺着蜿蜒的泥路缓缓驶过去。近了，他们遥遥挥手“二佬，带着二娃子回来啦？是不是又赚大钱了？”下了摩托车，看到他们被烟草熏黄的门牙，看着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地上不知道玩着什么的小孩，我总怯怯地躲在母亲身后，别人逗我，我也不敢说话。说实话，小时候的我并不喜欢他们叫我“二娃子”，在我小小的虚荣心里面，总觉得这是个“农村人”的名字。这时候，父亲总会把我举起来放到肩膀上，一路摇着，一路向乡亲们问好。那时候我总觉得很神奇，在我眼中看起来都一样的脸庞，我爸总能逐个逐个叫出名字，在老家，我认识的不过奶奶而已。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大人们都在为祭拜祖先，把泥砖瓦房弄得张灯结彩时，母亲总是带着我，到田埂上，树林里，寻找可以吃的野果，或者到屋子后面的玉米地里看吃草的牛。父亲也会忙里偷闲，带我去山上抓冬虫。若是在夏天，我们便会去村前的小溪那筑水坝，在夏夜的星空下在水田里钓青蛙。犹记得父亲帮我抓的臭屁虫，用小树枝把几只串成一串，轻轻转动树枝，虫子翅膀嗡动，在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的老家，更玩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让小时候的我不因回老家而哭闹的唯一办法了。

时光荏苒，父亲借了乡亲的吉言，赚了“大钱”，在老家建了一栋楼。奶奶年事已高患了风湿，从瓦房搬到新房子住，也少了许多病痛的折磨。我也添了个小妹，妹妹喜欢狗，然而城里小区不许养，无奈之下只能养在老家，也好给奶奶做个伴。因为小妹的关系，一周总有一两次回去，给奶奶带去关心，也给狗狗带些吃食。

在母亲脸上皱纹的渐渐斑驳中，在父亲越来越黝黑粗糙的皮肤里，我对老家的厌恶也被时间吹得所剩无几，只沉淀下来回忆的温馨。每当陪着妹妹回去，听到声音“乐乐”摇着尾巴跑出来，奶奶坐在摇椅上看电视，窗外的夕阳一如当年。我想，时过境迁，这夕照下的炊烟却从未更改，也许在这朦胧下的每张脸，就是家。